这是流行于江浙沪一带尤其是上海丧葬习俗，一般指八十岁以上无疾而终的长寿老人死后，葬礼的主办方会给宾客发一个寿碗，寓意子孙后代能受其福泽庇佑，但是现在一般上年纪的葬礼都会发这个了，毛巾和巧克力代表“洁”与“爱” 谐音“节哀” 这就是葬礼三件套咯 每个地方不一样，但是全国各地都会发毛巾是一定的吧
1、葬礼三件套，毛巾，巧克力，碗，拿回来能用。
2、毛巾，巧克力，碗是我们平时的物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只是一种生活的用品和食品，只要没有损坏和污染，都可以使用。
3、葬礼三件套，毛巾，巧克力，毛巾原来是用来擦泪的，巧克力糖如同婚礼的喜糖在这大概就叫丧糖，后来就成了习惯，碗一般是死者高寿才会发的，暗示后人也可长寿。葬礼三件套，只是一点习惯和暗示，所以拿回来能用。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丧祭之礼自古以来在礼乐文明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古代先贤心目中，丧礼、祭礼等安顿死亡的礼仪比其他处理日常生活的礼仪更为重要。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甚至将重视祭丧之礼视为道德涵养最重要的手段。
死亡是人生大事，是亲人的生离死别，因此丧礼是生命意义的终极体现形式。然而，近年来一些地区反复发生严重伤害逝者尊严和生者感情的事件，如河南周口平坟、江西上饶强制集中销毁五千口棺材，以及时有所闻的强行起棺焚棺等。有学者认为，现行相关规定注重了经济考量，而在人文关怀上有所遗漏；仅具有工具理性，而在价值理性上有所缺乏；对于“丧葬”这一重要人生礼仪的价值意义缺乏认知与表达。
时下恰逢国家《殡葬管理条例》面临修订的大背景，多位关注这一话题的相关领域学者与专家就丧葬礼仪与殡葬改革投书，就中华传统丧礼中的人文关怀和当代价值、目前殡葬业管理的理念误区、殡葬服务业应如何彰显人的尊严、海外华人在中华传统丧葬礼仪传承与转化方面的经验等方面进行研讨。
丧葬礼仪与殡葬改革｜当前殡葬改革的问题与思考
1960年出土于上海的明代潘允徵墓木仪仗俑群，现藏上海博物馆。
传统丧葬礼仪的破坏，使得传统道德礼义的衰落变得雪上加霜。当前殡葬改革的主要问题有：
1、行政命令，依法强制。殡葬改革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乎社会和谐稳定。目前采取的是政和刑的治理方法，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从2018年4月起，上饶市正式推开殡葬改革，提出要打好殡葬改革硬仗，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到今年年底每个村都有公益性墓地；扎实做好通道沿线的整治工作，确保可视范围内没有乱埋乱葬坟墓；大力推进绿色殡葬，确保2020年年底之前全市火化率达到100%。收缴焚烧、强行起棺、严厉打击取缔非法生产、销售棺材并遏制土葬用品流通……为完成上述目标，上饶下辖12个县区相继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该市至少收缴、焚烧5000余副棺木，有运动式执法之嫌，貌似在全市形成了一场殡葬改革“竞赛”。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存在殡葬产业的垄断现象，还有就是节省占地指标，然后再去卖地。这我们想起周口“平坟运动”，当时所谓的“平坟复耕”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如果只靠政令刑罚治国，是行不通的。
2、一刀切，忽视多样差别性。在这轮丧葬改革中，如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致全县城乡居民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中说：“2018年6月15日前，全面完成棺木收缴，实现棺木处理‘三无’目标：即群众家中无棺木存放，从业人员无棺木工匠，流通市场无棺木销售。”“今年7月，全县将集中开展 ‘零点行动’，全县范围内不分身份、不分地域，亡故人员遗体一律火化。”2016年2月24日，广州陆丰市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殡葬管理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邱晋雄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指出要严格按照汕尾市《关于汕尾市殡葬管理工作责任追究的意见》和陆丰市《关于殡改火化“一刀切”问责工作的通知》两级文件的要求，认真贯彻汕尾市委、市政府遗体火化“一刀切”政策。这种“一刀切”政策会造成一些问题。中国地大，各地无论经济还是社会、文化，差别很大，切忌一刀切，应该考虑年龄不同、埋葬地点不同、文化教育水平、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等因素，有差别的对待。
3、简单粗暴。2014年3月，安徽安庆下发通知实施殡葬改革，要求从6月1日起，全市城乡居民死亡后按规定火化，许多老人为了赶在火葬推行之前入土为安纷纷自杀，至少有6位老人自杀身亡。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让花了大半辈子心学，备有棺木数十年的老人心里无法承受；政策推行过于猛烈，而宣传、教育不到位；强行限期收缴棺木，直接刺激老人；当地重土葬的传统习俗也令老人心结难解。还有在贵州某些地方，死了人之后，亲人完全不办丧事，偷偷挖个坑把死人埋起来，也不起坟头。他们怕一旦被发现尸体会被泼汽油烧。这无论如何对死者及其家庭而言，一点生命的尊严都没有。而《殡葬管理条例》第一条则申明：“为了加强殡葬管理，推行殡葬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殡葬管理和殡葬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对于这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俗传统的重大决策，还是应当通过公众听证、专家论证、合法性评估、集体讨论等环节，然后再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分步推进。而不是一拍脑瓜，起草个文件，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在没有考虑老百姓的情感、心理和社会风俗习惯与历史文化传统等，就大张旗鼓地推行。
4、破坏公序良俗，不懂以礼正俗。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就是说民间社会经过几千年教化所形成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是难能可贵的了，国家治理要尊重和奖励，而不能笼统地都看成是封建迷信，陈规陋俗。中国传统社会礼与俗密不可分，有同有异。礼是成文，经过国家制定，能使大家共同执行的，具有统一性、社会性；而俗则是民间百姓日用而不知一般的习俗，是因地因人而自然形成的习惯性行为模式与思想观念，具有多样性、地域性。礼是范围人心，引导大众为善的；而俗则是有善的，也有不善的，所以应该“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上》) 通过礼教来匡正民间不良风俗习惯，因为礼具有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的功能，移风易俗必须以礼为手段、为标准。现在不分陋俗和良俗，乡村振兴何处谈起？
关于重视发掘保存传统丧礼中的人文价值的几点思考：
1、以仁为本的价值基础。
传统治道是德、礼、政、刑一套治理体系，其中德为根本之根本。这个“德”其实就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传统治道的价值基础，也是后来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王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的价值基础。换句话说，这模式有一套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这就是以仁为核心，与义礼智忠信等构成的一套核心价值体系。今天，我们应该继承这一套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建立其上立体网络的综合治理模式，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德礼政刑的治理模式。
《论语·为政》篇中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朱熹在做注的时候，讲这个“政”是“为治之具”，“刑”是“辅治之法”，然后德礼是治道之本，而德又是礼之本，那就是在这四者的关系是一个价值层级，其中德是根本之根本，然后德礼合起来是政刑的根本。就是说治道应该是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政令刑罚为辅，然后道德教化是以德礼为主，而在德礼当中德又是根本的根本。而当今治道类似于秦制，只讲政刑，不讲德礼。虽然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提法，但实际上是把道德放在与法治平行，为法治补充的地位。所谓的“殡葬改革”，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传统上属于移风易俗，礼治教化的范畴，不能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和法令强制。
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乐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但不是一成不变的，《论语·为政》载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就是说礼仪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有继承有变革，有减损有增益，即因革损益之道。礼乐因革损益，就是不泥于古，不流于俗，随时制宜，各得其当。对于丧葬礼仪礼俗，随着时代变化，需要变化，应该是以因革损益的方式，有步骤，循序渐进，和风细雨的进行。丧葬礼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道德是其内在精神，在改革丧葬礼仪礼俗时不能伤及道德之根脉，以护持和维系伦理秩序。
4、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礼记·曲礼下》），君子应该以礼正俗，以礼驭俗，因俗行礼，不能简单地以礼代俗。对于礼与俗的一致之处，凡与礼的精神不悖逆的习俗是可以存在和被尊重的，不能以礼代俗。《礼记·王制》也提出了“修其教，不易其俗”的“因俗而治”的原则。其实，法家制订法律时都考虑到了民情风俗问题。《商君书·算地》说：“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意思是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通过考察民情风俗来立法，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弄清国家的根本在耕战，就能制定出适合的国策。如果不考察时俗民风，不考虑立国根本，那么法令制定了民众也会混乱，政事繁多也会功效甚微。《商君书·壹言》还有类似表述：“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就是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现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确立政策，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法令。所以法令的制定不考察民情就不会成功，政策的确立适应形势推行起来就不会被抵触。龙华殡仪馆电话
老上海人做七仪式
从白叟过世的当天算起，数到第一个七为“首七”，依次为“二七”，直至“七七”，一共49天。风俗要求，每个“七”子女都要回到家中，为逝者烧香送钱。如今工业时代，涣散各地上班，来回奔走不易，能够在外划上一个半圆，边烧香送钱，边请白叟前来取用。也相同表达了子女的孝心，与对白叟的思念。
关于是否“撞七”。按上面的数法，看这七个日子中有没有与阴历的初七、十七、二十七相撞（相逢），假如有称为“撞七”；假如没有，称为“不撞七”。迷信说，白叟不撞七，儿女无饭吃。为化解这个劫，孝子要讨百家饭。
讨饭时，“百家”只须给几颗、几十颗米就行。讨回来的米，最好子女们一餐吃完。假如邻居邻居好意给得多，一餐吃不完，也能够由子女们带回家去吃，总归要吃完。
讨饭最好在白叟出殡的当天下午，或第二天。讨饭要讨100家邻居村邻，其间不能讨五代以内的本族及亲威；假如有姓“百”、“万”的邻居，那么只讨一家说能够了。
讨饭时为了不计错现已讨了多少家，孝子能够买100颗糖块之类的东西，讨到一家，给一颗糖块。这样既有给邻居的回手，又便于记数。
一般情况下，村里的人看到孝子讨饭，都会自动给米，没有逃避的。有些当地只限定在本村讨百家饭。这样，就要求村邻之间要搞好关系，假如开罪的人太多，百年之时不撞七，子女们在村里难讨到100家。
不论住在那边，讨饭时都要从村东（最好从村头）开始，孝子、孝媳、孝孙、孝孙女都能够去讨，其间必须有一个人知道，哪些是不能讨的五代之内的本族。讨饭时孝子能够腰系孝布，但所有人只能站在门外等候，不能进到他人屋里。假如他人家里没人，也不必傻等，继续讨另一家。
骨灰安葬
1 从火化场回来后，直接送到墓地安葬也能够。也有将骨灰盒先捧回家门前，供奉叫饭的情况。
2 土葬时期，由儿子掀第一锹土。现今都是火葬，骨灰盒安放在砖瓦墓穴内，由泥瓦匠师傅从后边用砖封堵。
假如事前建有祠堂，而且做好了放置骨灰盒的格子，则能够直接放入其中（由尚健在的一位白叟挑选格子）。在家停殡期间所烧的纸钱灰能够用白纸包起来，放在骨灰盒下面。白纸像七月十四烧包袱那样叠成信封状，写上逝者的称号，便于阴间的车夫（阴间邮递员）送到逝者手中。
挑选格子时，注意为尚在的白叟在旁边留下一个方位，以便其百年之后爸爸妈妈骨灰盒安放在一起。假如旁边现已安放有逝世的老一辈，一起，也要考虑为健在的另一位老一辈留下方位。
4 （假如是在祠堂内）一起也为列祖列宗上香，叩头、作揖、烧纸钱；为已故的老一辈等烧纸钱，祈求他们照顾新亡人。也能够给近邻的坟墓烧一点纸钱，祈请搞好邻里关系。
5 诸事完备后，燃放鞭炮，燃烧花圈，扯下孝布。
6 回到家门前，家中人现已升起一团火，从山上回来的人都要“跨（音ka）火”。
7 燃烧白叟临终时的卧榻，及被单、衣物等。
济南市殡仪馆关停燃油火化炉开始使用燃气清洁能源
按照中央环保督查转办件办理要求，我局积极推进济南市殡仪馆火化环保一体化改造项目，5月25日，市殡仪馆六台燃气火化炉和环保除尘设备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5月30日16:00，市殡仪馆在火化车间举行燃油火化炉关停仪式，剩余燃油火化炉全部停止使用。该馆干部职工一起见证了济南市殡仪馆设施设备升级改造的历史时刻。
馆长高传伟强调，实施环保一体化改造是我馆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推进省市“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要求的重要举措，是我馆“四化”服务标准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此次实施环保一体化改造是把火化能源由燃油改造成为燃气清洁能源，减少焚烧排放污染物，并加设烟气处理设备，达到了从技术上解决尾气异味和黑烟的目标。下一步，还将邀请民政部101研究所对火化尾气排放进行专业检测，以便适应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仪式现场，工作人员对全部五台燃油火化炉贴上封条，火化部作了表态发言。
火化设备环保改造一直为民政部门所关注，2016年市殡仪馆就提出了“环保一体化改造项目”的系列构想，并为项目开展多方协调、筹集资金、积极运作；2017年，市殡仪馆环保一体化改造工程被纳入市政府重点项目。在各级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强力推进管道天然气、燃气火化炉及尾气环保除尘等项目。全馆干部职工开启“白加黑、五加二”工作模式，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最终迎来燃气火化炉和环保除尘设备，实现燃油火化炉全线关停。在殡葬事业改革发展的未来征程中，市殡仪馆全体干部职工将立足环保新形势、新任务，聚焦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开拓进取，加倍努力，立足岗位，敬业奉献，为改善环境质量、提升服务质量奉献自己的力量。
明朝初朝的皇帝妃子十分倒霉，因为当时有一项规章，就是皇帝驾崩，妃子要被殡葬。在朱元璋时期，这个规章执行地十分严格，所有妃子都要殡葬，到了后来就宽松了，一般都是有儿子的妃子不用殡葬，没儿子的妃子要殉葬，而且皇后可以掌握殡葬名单，有时有女儿或怀孕过的妃子也不用殡葬，甚止没生育的妃子也不用殡葬，就看皇后怎么行事了。
在明仁宗时期，有儿子的宠妃郭贵妃却被殡葬了。郭贵妃出身显贵，她是明朝开国功臣郭英的孙女。明仁宗为太子时，郭氏入东宫为妃，算是贵妾。郭氏美貌贤惠，知书达礼，深得明仁宗宠爱。
郭氏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位公主，三个儿子分别是皇八子朱瞻垲、皇九子朱瞻垍、皇十子朱瞻埏。明仁宗即位后，立刻封郭氏为贵妃，还爱屋及乌的逾制封郭氏的祖母严氏为莒国夫人。
可惜明仁宗体弱多病，他即位一年就驾崩，美貌如花的郭贵妃被殉葬。郭贵妃不但有儿子，而且儿子还年幼，按理说不应该殉葬，可是她却被加入了殡葬名单，而无子的张敬妃却以勋旧之女特恩免殉葬。
（注，张敬妃是英国公的女儿。）
张敬妃是勋旧之女，难道郭贵妃不是勋旧之女吗？史书上说郭贵妃是自愿殉葬，如果郭贵妃无子，毫无牵挂，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可是郭贵妃有未成年的儿子。为了给丈夫殡葬，丢下未成年的儿子，这也说不通啊。
很多人都怀疑是皇后张氏逼郭贵妃殡葬，因为即位的新皇帝是皇后张氏的儿子，张氏由皇后升任为太后。明仁宗的张皇后史称诚孝张皇后，她是一位非常贤惠的皇后。郭贵妃被她逼得殡葬好像不合贤惠张皇后的性格，可是也找不到其它解释。再贤惠的皇后也不会喜欢皇帝的宠妃。
所以当宠妃也只是在皇帝健在的时候风光，一旦皇帝驾崩，就由天上落到地上，处境还不如失宠的妃子，最好的结局就是随儿子到封地里享受富贵去，那也得看皇后愿意不愿意让她去。
如果朝代有殡葬制度更悲惨，皇后可以把宠妃加入殡葬名单，宠妃也只能从命，丢下自己年纪的儿子去侍奉皇帝于地下。估计皇帝一驾崩，所以妃子都惊恐不安，心神不宁的等着殡葬名单，希望没有自己。
所以说，和皇后处好关系是妃子何命的关键，皇帝一旦驾崩，宠妃就完了，皇后可以把宠妃加入殡葬名单。
明仁宗的郭贵妃殡葬是一个历史之谜，若说她是自愿，实在是不合情理，最大的可能就是皇后嫉妒她，把她加入殡葬名单。明仁宗殉葬的妃子一共才5人，就有宠妃郭贵妃。
郭贵妃谥号恭肃贵妃，这就是对她殉葬的表扬。
“六一”儿童节就快到了，宝爸、宝妈们想好怎么陪孩子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了吗？我们可以从“爱·龙华”生命文化“六一”童心之旅中找到灵感哦～～
5月27日，龙华殡仪馆举办了“爱•龙华”生命文化“六一”童心之旅活动，通过活动搭建和谐、欢乐的亲子平台，传播生命文化。
生命教育——《獾的故事》
獾的一生是充实的，他总是想着帮助别人，所以当他要离开时，他一点也不觉得悲伤，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一种温馨的环境，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段温情的话语，一串串启发式的提问，营造出了更有效果的生命文化教育体验。
锻炼能力——吹塑纸版画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小朋友一起发挥想象力，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图画。作画的各个环节中，既要动脑又要动手，孩子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了培养。
品味文化——参观之旅
活动中，孩子们还参观了上海殡葬博物馆和上海“大世界”。上海殡葬博物馆是中国首家殡葬博物馆，展示内容包括：民间旧俗与传统丧葬、商业化殡葬业的产生和扩展、殡葬业的转型、殡葬业走向新时代等。通过参观，孩子们学习了历史文化，初步了解了父母所从事的工作，更加感恩父母辛勤地付出。
上海“大世界”是上海最大的室内游乐场，素以游艺、杂耍和南北戏剧、曲艺为特色，曾经是旧上海最吸引市民的娱乐场所。经过修缮，于2016年重新对外开放。通过参观，大、小朋友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非遗传承基地”，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大都市焕发生机感到高兴，为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感到自豪。
盛宣怀，是晚清大名鼎鼎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官办商人、大班，被誉为“我国实业之父”和“我国商父”。1916年，盛宣怀辞世，盛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翌年，即1917 年11 月19 日，上海《民国日报》社会新闻版《盛宣怀出殡纪盛》收录了相册的一些相片，近来一家拍卖公司拍卖此印象，“新浪相片”也转发了。好在我近来再做有关礼仪的图录，找到了这份百年之前上海葬礼的材料，也是倍感欢喜。所以发一组与诸位友人共享。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今后，西人纷繁涌进上海滩，在今后的百余年间，“上海涌现出众多冠之以‘万国’的事物，比如万国储蓄会、万国红十字会、万国修建博览会、万国殡仪馆等等，就丧葬文明而言，近代上海也可谓万国丧葬之博览胜地。”上海的丧葬文明呈现了形形色色的情形，但最终的趋势仍是中外移民相互尊重各自的葬俗，并在碰撞沟通中日渐精约与简化。
1912年秋，中华民国树立后，盛宣怀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持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支撑袁世凯，二次革命时他期望袁能胜利。1915年日本曾企图撮合盛，但遭到盛的回绝。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他的葬礼极端隆重，盛宣怀大出殡颤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部队从斜桥弄（吴江路）一向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从当时送葬的情况看，规划隆重，当与我国传统的“出殡”丧礼仍是有很大区别。这种“大出丧”比之传统的葬礼，让逝者倍享哀荣。
西方的葬礼我国人葬礼的影响，其最大者莫过于“花圈”。丧仪中的送花圈风俗是近代从西方传入上海的。上世纪初出书的《图书日报》有一则描绘“上海社会之现象”的绘画和短文，文中称：“送葬总要送花圈，向惟西人有之。以鲜花最为高洁，故特陈诸死者之墓，以表敬意；近则华人亦纷繁效之，试观大出丧，除各种仪式仪仗外，必有花圈列入。”近代，这种风俗传入上海，并从上海传到全国，成为我国的送葬风俗。该文作者还以花圈为题作了一首连环诗，该诗从“伤”字首先，顺读为：“悲伤洒泪恨连绵，吊祭苍凉暮雨天；荒冢献花鲜摘得，香云拂墓冷凝烟。”而以“烟”首先，倒读则为：“烟凝冷墓拂云香，得摘鲜花献冢荒；天雨墓凉凄祭吊，连绵恨泪洒心伤。”诗写得不算好，很是表达了生者的心境与哀思。
在那个时候，畅通领悟中西的丧葬风俗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当时人充分利用新闻传播媒介，在报上刊登一则讣告消息，转达亲朋，替代了派人特地逐个报丧的旧制。披麻戴孝、不修边幅，一步一叩的大出殡，有碍观瞻，所以在庄严肃穆的大礼堂中举行悼念会更受人们的欢迎，佩黑纱、献花圈、奏哀乐、读诔文很快被人们所承受。而另一方面，依然有人牢牢地死守着曩昔的丧葬旧俗。“入土为安”在我国人的观念中根深柢固，一般有更多的我国大众举行了悼念奠仪后，要大行出殡礼去墓地掩埋。那些离开了故乡家乡来到城市作业、肄业的人士，因为在新居地没有自己的土地可供下葬，往往择期专行移柩大典，用车船载回客籍再行安葬。在乡镇，“做七”，请僧道做佛事道场、宴客大茹素斋等旧习依然四处可见。
1943年，由国民政府设置的国立礼乐馆，因国内新旧礼俗紊乱，婚丧失据等现状，由考试院院长戴传贤邀约内政、教育、铨叙、外交部和礼乐馆、文官处、典礼局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名人、专家、学者，对我国社会的礼仪风俗进行讨论和研究，制订了一套政府颁行的礼仪规矩，编成《北泉仪礼录》。在该书第五篇凶礼中比较具体地规则了丧仪的细目。这套礼规归纳了中西方礼俗，扬弃了传统丧俗中落后愚蠢的繁琐之恶，吸收了西方丧俗文明健康、简洁卫生之优，一起更多地考虑到了国民的承受能力，亦显示出传统丧葬俗制的根本性变革进程仍处于进行之中。
魏晋时期，丧礼的根本风俗尽管仍沿袭前代，但有些作法却发生了很大改变。最杰出的表现就是薄葬蔚为习尚。
在其时的统治者中，最早倡议薄葬的应该是曹操。
曹操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以全国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曹操自作终制，令曰“古之葬者，必居贫瘠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卒，他曾立遗诏说：“全国没有安靖，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无藏金玉珠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曹操的做法，很得后人称道，《晋书》就曾说，“魏武帝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克己送终衣荚，题识其上春夏秋冬，日有不讳，随时致使，金铒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添加······汉孔冥具基多，自是皆省矣。”
曹操发起薄葬并一马当先，实为改变汉代的厚葬陋习开了个好头，此后他的后继者都循而未变，就连崇尚豪华的魏明帝都“未邃营陵墓之制”。上层统治者实践薄葬，下必效之，所以，曹魏时期奉行俭约的丧葬风俗开了一个好头。
曹魏推行薄葬的做法被两晋所沿袭。
司马炎
晋武帝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和父亲司马昭都厉行薄葬。司马懿死前“预作终制，与首阳山土葬，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殓以时服，不设冥具，后终者不得合葬”。晋惠帝司马衷身后，“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改，同于山壤，是丘阪存乎其陈葬，使齐乎华夏矣” (《晋书·刑法志》) 。东晋明帝司马绍临终遗命薄葬：“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 (《晋书·明帝纪》)
从现代的考古材料看，两晋时期的墓葬根本上都是土坑墓道，宝贵的随葬品很少，墓内的随葬器物，主要是陶瓷，如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日子用具。
汉代盛行的仓、灶、并、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禽、牲畜的陶制偶像继续沿袭，但形体不大，制造粗糙。就连墓葬立碑之俗有的当地也简直被简而略之，因为立碑“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才害人，莫大于此”。
这说明，在魏晋时期，薄葬不只成了代代相传的定制，并且在有些时分现已简化到了“同于山壤”的境地。
当然，这个时期薄葬之风的呈现，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是人们片面希望的成果，而是与其时的社会环境有实质的联系。魏晋时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经济日子的衰退。在这种状况下，绝大多数人现已无力实施厚葬，因而实施薄葬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此外，在魏晋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下，这个时期人们的思维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对待生与死的认识问题上，形而上学一改儒学从亲亲制出发而推重厚葬的传统，代之而起的是“且趋当生，奚遑身后”(《列子·杨朱篇》)，“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王羲之语)，以及“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语)的思维。在小看逝世的思维支配下，薄葬之风的呈现也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过，凡事都有破例，咱们说魏晋时期薄葬成风，并不是说整个丧葬的状况都是如此，事实上，厚葬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有时分还一点点不逊于汉代。
三国孙吴时厚葬的现象就相当严重。孙皓夫人张氏身后，他悲痛不已，“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认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 (《三国志·吴书》)。
西晋权臣贾充身后，晋武帝“为之恸，使使持节、太常奉策追赠太宰，加衮冕之服……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大鸿胪护凶事，假节钺、前后部羽葆、宣扬、缇麾、大道、銮路、帐下司马大车，棰斧文衣武贲、轻车介士。葬礼依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给茔田一顷”(《晋书·贾充传》)。
东晋元帝之子琅邪王司马焕两岁即夭亡，元帝“吊唁无已，将葬，以焕既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众”。琅邪国右常侍孙宵上疏谏曰：“凶门柏历，礼典所无，天晴可不必，遇雨则无益，此至宜节约者也。若琅邪一国一时所用，不为大费，臣在机近，义所不言。今日台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辇，凡有凶事，皆当供应材木百数、竹薄千计，凶门两表，衣以细竹及材，价值既贵，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过饰，宜从粗简。” (《晋书·元四王传》)但元帝并未采用此表的主张。相似这样的厚葬之例也许多，这说明，在魏晋时期，厚葬的陋习与薄葬之风并存，并没有完全绝迹。
与以前比较，这个时期丧葬的详细风俗根本沿袭前制，只要归乡葬和合葬比较能反映魏晋时期的时代特色。
魏晋时期，因为战乱的影响，人口迁徙非常频频，客死他乡的人许多，人们尽管流离在外，但思乡之情难以舍弃，即使死在异乡，族员也要想方设法把尸骨运回故里安葬，以使亡人的魂灵得到安眠。
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鲁肃是临淮东城人，“生而失父，与祖母居”。全国大乱后，鲁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贿，摽卖地步，以赈穷弊结士为务”。后来，“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会祖母亡，还葬东城”。“ 还葬东城”，就是归乡而葬，这和咱们今日有的当地所谓的入祖坟差不多。
相似这样的记载许多。如《三国志·魏书·典韦传》中，典韦身后被“遣归葬襄邑”。
《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记载，高柔去蜀国迎父丧，“辛苦苛虐，无所不尝，三年乃还”。
周瑜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谓周瑜“丧当还吴，又迎之芜湖，众事费度，一为供应”。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中，虞翻“在南十余年，年七十卒，归葬旧茔，妻子得还”。
《晋书·王祥传》记载王祥的两个儿子王烈和王芬“同时而亡，将死，烈欲还葬旧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土，仁也；不恋本乡，达也。惟仁与达，吾二子有焉” 。
合葬指配偶身后葬在一处。这种葬俗其实是人们信任“魂灵不死”在丧葬中的详细反映。在古代人看来，夫妻活着的时分相依而生，身后他们的魂灵也需要相伴而存，这样可免在另一个国际里孤苦伶仃。
魏晋时，有关合葬的记载也不少。
据《三国志·蜀书·甘皇后传》载，蜀汉先主刘备夫人甘皇后身后，葬于南郡。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追谥皇思夫人，迁葬于蜀”。但“未至而先主殂”。诸葛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大将，嫔妃作合，载育圣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时，笃义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远飘飘，特遣使者奉迎。《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全国，具礼仪别奏”。
刘禅对此当然没有贰言，刘备终究与甘皇后合葬。
不过也有反对合葬的，司马懿临终前曾作制“后终者不得合葬”，但应者寥寥，他的子孙简直没有遵从此制的。司马昭、司马师、司马奕、简文帝、司马道子等人最后都进行合葬。皇帝王侯姑且如此，平民百姓对合葬的热心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父亲的临终遗言
父亲1918年正月生，1991年正月殁，享年73岁。
父亲起病是一九九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年的十二月是月大，有三十日，三十是除夕，所以，依照当地传统习气，二十九就是大年。正午时分，妻子把大年饭做好了，已经上了桌，等候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同吃顿年饭，这时父亲说，他不舒服，不想吃，白叟家有点伤风风寒也很正常，一餐不吃也就算了，由于年日，就没有去请医师，到了第二天，父亲病况转重，卧床不起，咱们请了医师上门医治，到了大年初一，病况仍不见好转，怎么办，这时咱们心里很着急，方案送白叟到南昌大医院医治，可是父亲左右一个不同意，其实咱们也猜出了父亲的心思，一是新年期间，父亲不想影响咱们过新年，二是家里很穷，没钱住院，再一个是交通不便，那时打车不是件简单的事，无法，只好请医师到家里看，医师请了一拨又一拨，就是不见好转。
也许天数已尽，仅二十天的时间，父亲的生命就已到尽头，正月二十日二十二时五十五分，父亲离别亲人撒手人寰，临终前的二三天，父亲把我叫到床榻前说了三件事：第一是说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姐，姐日子困难；第二是交待咱们要把三秀姑和晚香姑当作自己的亲姑姑相同看待，她们娘家仅有亲人就是咱们；第三是他身后叫咱们不要怕，他说：世上无神鬼，满是人作起，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和其动物并没有二样，死了就死了，不会有灵魂的存在。父亲是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又是个重亲情义气、大爱忘我的人，他没有交待自己的后事，他认为自己七十多岁，想吃的都吃过了，愿望满足了。
记住父亲临终的那天晚上，电视正在播映《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最终一集，家人和亲属正在我亲住的对面我房间看电视，刚到剧终出字幕时，我就急忙忙来到父亲的病榻前，此刻父亲已经坐在床沿上，我很惊讶，父亲身卧床后，就起不了床，今日怎么能一个人爬起来了呢，我问父亲要做什么，他说要便利，我扶他下床解了小手，完过后再小心谨慎地把他扶上床躺下，刚躺下父亲就不行了，我大声呼叫，家人和亲属听到我的叫声，当即来到父亲的身前，父亲没有说上一句话就闭上了眼睛，沉着地上路了，咱们目击了父亲临终时的情形，看上去他走得很是安然和慈祥。
我父亲总共十姊妹，五男五女，父亲是老大，十姊妹中只需二男二女四个成了家，其他的均因疾病而夭亡。叔叔生了八个子女（六男二女），在五十岁时因得白血病逝世。父亲逝世时只剩下二个亲妹妹，二个堂妹，一个是父亲的三叔生的，一个是父亲的五叔生的，我父亲的三叔和五叔（我叫三公和五公）只生有一个独生女，没有儿子，所以父亲在世时，把这二个堂妹和亲妹是相同看待的，父亲终身大公忘我、乐于助人，是个愿帮助、肯吃亏的人，只需宗族中有什么事他都会挺身而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口快心直、能说会道，在村子里是说公平话、办公平事的人，他的人品和作为受到在当大众的交口称赞，他尽管没有给咱们留下物质财富，但却给咱们留下了最名贵的精力财富，在父亲身上不光有着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并且有着秉承着血脉的家风，这些都值得咱们代代继承和发扬。
百字祭文：
敬爱父亲，是个布衣，终身磊落，光明磊落；
大公忘我、克己为人；重情重义，泾渭分明，
日子朴素，艰苦勤勉；说话公平，办事公平；
心直口快，待人真诚；扶贫济困，具有爱心；
邻里乡亲，众口好评；品质优秀，社会公认。
编撰祭文，思念父亲，高风亮节，精力不朽。
父亲生平介绍：
父亲出世乡村，祖辈都是田侬，自己读了一年私塾，少年时跟从祖父在一地主家打过长工，也被国民党抓壮丁服过兵役，复员后回家务农。解放初当过村里扫盲教员，并先后在早禾田村、羊角村做过出产队会计，从六十年代开端一直在出产队参与农业劳作，耕田耙地、栽种收割是出产队里的劳作能手，砍柴剁坎被称作村里的“快刀王”。他能说会道，能写会算，办事公平，大公忘我、泾渭分明，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是乡民公认的为村里说话主事的人。父亲1991年因病逝世，享年73岁。